真人真事改编,成为近期影视行业的一大热点,为何能站上风口,其创作优势和难点何在?
文 | 晴栀
“真人真事改编”是近期影视作品的一大看点,今年国庆档上映的三部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均取材于真实事件,定档2020年春节档上映的两部大片《中国女排》《紧急救援》也改编自真人真事。
影视剧中也出现了大量改编自真实人物事件的作品,目前已有开机或计划拍摄消息的作品包括《未知罪》《邓丽君之我只在乎你》《霍元甲》《库尔班大叔和他的子孙们》《猎狐》《国家行动》《垂钓者》《独臂悍将》《觉醒年代》《冯子材》等二十余部作品。
这些作品有的是从宏观历史出发,展现时代风貌,有的是从小处着手,讲述特定人物或特定事件的故事,真人真事改编俨然正在成为影视创作方关注的重点之一。
一直存在的鲜活力量
根据真实人物和事件改编的影视作品,可追溯到一百年前。1921年播出的电影《阎瑞生》是中国第一部新闻改编电影,由1920年上海的一则社会新闻改编而成,讲述了滥赌成性的阎瑞生因欠下赌债,对当时花国大选获胜者王莲英起了杀心,后来谋财害命,将其抛尸野外。
《阎瑞生》
随着后来电影受政治影响越来越明显,因契合电影发展的需求,加之纪实性手法的盛行,新闻电影迅速发展。
许多导演开始从生活入手,关注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力图反映社会矛盾,《可可西里》《日照重庆》《落叶归根》《天注定》等多部优秀作品出现,这些作品或改编自轰动一时的重大案件、或来源于震撼心灵的真实故事,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影响。
这一时期,涉案剧、反腐剧也纷纷出现。精选发生在杭州、温州及深圳、郑州、上海等地的10个真实的女性严重犯罪案例,以超纪实的手法真实再现了各案发地公安机关艰难曲折的侦破过程的《红蜘蛛》;根据1996年香港知名黑社会头目张子强制造的香港最大的一起绑架案件改编的《插翅难逃》;以石家庄市当年有名的“黑老大”张宝林及其弟弟弟张宝义为原型的《征服》等,留下了不少典型作品。
刑侦题材受到市场欢迎,在电视剧创作中一度处在高峰位置,虽然在2004年,涉案、反腐剧受到政策影响退出黄金档之后,这类题材的电视剧落入低谷,但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国产电视剧中的经典之作。
随着政策解冻,以及有国家背景的机构参与创作出品,以真人真事改编的电视剧又重回大众视野,在《人民的名义》《破冰行动》等爆款作品受到欢迎之后,真人真事改编逐渐成为电视剧题材的一大亮点,被市场赋予了更大的关注度。
远观海外,国际上也有不少优秀作品的选题故事来自于真人真事。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作品中,《绿皮书》《罗马》《副总统》《黑色党徒》《波西米亚狂想曲》5部作品均改编自真人真事改编;《辛普森:美国制造》《好莱坞往事》《绝杀慕尼黑》《孟买酒店》等不同题材的作品,也取材于现实。
苹果即将推出的流媒体平台Apple TV+,在预定剧目名单中,同样敲定了多部真人真事改编题材作品。
近几年的影视行业中,以网文IP为代表的影视作品剧本和灵感来源,在频遭批判、逐渐失灵中走下神坛,真实事件改编又在这个节点被重新重视,新闻故事、真实人物会不会成为下一类热点IP并进一步成熟发酵,结果也未可知。
真实事件与影视作品的相互作用
若从题材上区分,真人真事改编的影视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人物传记、历史纪实、悬疑刑侦,此外还有诸如《唐山大地震》的灾难再现等更加细分的类别,大部分作品是以弘扬正能量为内核的主旋律作品。
“改编”对于影视作品创作者来说,绝对是一大取材宝库。某种程度上,一个好的剧本是保证作品有机会成为“优秀”的前提,国产影视作品中创意枯竭的问题一直存在,好的故事难求。而来自现实中的人物和事件则提供了现成的故事题材。
影视作品只有反映真实的人心人性,才能拥有直击灵魂的力量,而这样复杂的表达,光靠想象是没有办法尽善尽美的,但真实事件赋予了鲜活的力量,这样的作品也更容易震撼人心。
受众在选择影视作品时,除了与自己生活贴近的内容之外,也想要关注距离自己生活最远的现实,家国情怀、忠人义事贴上“真实改编”的标签,对于观众来说往往更具感染力。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放映期间,许多观众表示电影泪点频繁,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同样,正因为那些触动观众的情节和人物在现实中存在原型,也会产生更大的话题讨论度,突破作品原有的圈层,辐射到更广的社会环境中,甚至推动现实生活中社会问题的解决。
轰动一时的《我不是药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抗癌药新规的落地;“打拐”题材电影《失孤》让成千上万的网友关注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平台,加入帮助寻找被拐儿童的志愿者队伍中;关注未成年人权利的《熔炉》一片,推动韩国国会特别通过了熔炉法。
大恶大善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并不一定存在,但这些真实改编的作品告诉人们,这些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着,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此有所关切。
改编需谨慎
真实性和戏剧性间的度需把握
既然涉及真实发生的事情,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就不能忽视对人的影响,改编作品中的增删情节极有可能给当事人造成困扰,这其中既包括原型人物及其周围人,也包括二次创作者、披露人等诸多相关人员。
2014年,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亲爱的》女主角原型人物高永侠认为电影虚构了现实并未发生的向记者下跪以及陪睡的情节,要求片方公开说明致歉;霍元甲后人不满电影《霍元甲》中“滥杀无辜”“灭门”等情节,提出名誉权侵权的诉讼;
《好莱坞往事》在戛纳获得极高关注后,罗曼·波兰斯基现任妻子公开指责剧组在未经沟通的情况下,擅自将其故事编写进了电影中,在做出改编时,并没有征求本人的意见;《绝杀慕尼黑》中教练这一重要角色,在创作时受到了主教练亲人的强烈反对,电影不得已将主教练的名字更换。
改编作品来源于现实,但也需要影视作品必有的美感和情节性,在真实性和戏剧性两者的权衡中,需要把握一定的“度”,不能对当事人及家属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尤其是那些已经经历过悲剧和伤痛的人。
除了这样容易引发问题的内容创作基本原则外,一些细节的处理也不可被忽视。如原型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是否应当予以尊重,对新闻事件的改编是否涉及到二次创作问题,特殊题材是否需要获得一定的政策允许,涉及到社会阴暗层面的内容是否采取了恰当的展现方式等等。
正因为相比于虚拟剧情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真人真事改编的影视作品更需要慎重创作。
根据法律规定,在影视作品的事先获得改编授权和豁免的处理方式,要优于事后补救的处理方式。在影视创作中,涉及到敏感情节的,制片方应当与原型人物或利害关系方进行充分沟通,从而对剧本进行更加严谨的创作。
政策方面对涉及到现实问题的影视作品也有一定的约束。广电总局颁布的《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中就规定,凡影片主要人物和情节涉及外交、民族、宗教、军事、公安、司法、历史名人和文化名人等方面内容的(以下简称特殊题材影片),需提供电影文学剧本一式三份,并要出具省级或中央、国家机关相关主管部门同意拍摄的书面意见,涉及历史和文化名人的还需出具本人或亲属同意拍摄的书面意见。
节选自《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自2006年6月22日起施行)
但规定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规定之外并不意味着完全可行,对于创作方来说,不仅存在着政策红线,还有许多道透明的围栏。
2003年,讲述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共和》播出时,就因涉及敏感问题而被停播,之后广电总局成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剧本立项把关与成片审查工作。
对于改编剧来说,有官方背景的机构介入、把关,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很多可能的问题产生。以“猎狐行动”为背景的跨国经侦剧《猎狐》,有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等官方机构的把关;根据“白银案”改编的《未知罪》,由中国公安报专家跟随编剧严格把控剧本。
影视创作与事实有所出入无可厚非,明确说明哪些情节为虚构也不失为一个避免纠葛又能实现艺术性的好办法,但不管是如实还原还是适当虚构,最重要的是尊重“人”的权利。
来源:看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