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观看瘟疫主题的电影，无疑是一种接近“虚拟现实”的体验。对疫情的高度关注，推动人们不断将银幕中的疫情与现实中的疫情进行对照，从中寻找启示，或者仅仅是变得更焦虑。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的危机，会使得瘟疫相关主题灾难片变得更受关注吗？

 

近日，《卫报》的一篇文章将有关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带入了公众的视野。一方面，如前所述，瘟疫灾难片的应景性使其可能保持在后疫情时代的受关注度。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表示，疫情期间“观赏灾难”是一件带有道德负罪感的事，给他们带去更多的是更大的焦虑而非慰藉。灾难片的奇观化所引发的有关“消费灾难”的批评，同样也限制了此类影片之后的发展。

 

疫情之后，瘟疫主题的灾难片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吗？传统喜剧片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新冠疫情将如何改变未来的电影风格？本期读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些话题。

 

 

 

看恐怖片有助于人们应对疫情？

 

疫情期间，类似《流感》等瘟疫主题电影的“应景”首先体现在电影景观上。比如，一名CNN的主播曾经将疫情中纽约广场的光景与索德伯格导演的《传染病》进行对照，发现二者在景观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这种“应景”更体现在电影对疫情期间人们关切和讨论的许多议题的反映上，例如隔离政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等。

 

当然，这些灾难/恐怖主题的电影并非都拍摄于疫情期间，它们不只是为了反映人们面对瘟疫这类灾难时的心理，在很多时候，它们是我们窥探更为复杂而隐秘的社会意识的窗口——正如人类学家凯博文所说：“如果想要深度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境况，就去看一看，人们如何感受苦痛”。

 

 

上图为电影《流感》（2013）剧照。下图为电影《传染病》（2011）剧照。

 

许多和瘟疫相关的影片都与“僵尸”这个意象相关。“僵尸”在电影中充当着怎样的角色？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其实并不新鲜。人们一般将美国导演乔治·罗梅罗（George A. Romero）拍摄的电影《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当作现代僵尸片的起点之一。在影片中，主角被一群丧尸围追堵截，不得不躲进一间屋子，和其他一同来此躲避的人们共同应对丧尸的围困。这部电影中的丧尸源自某种不明病毒的感染，它们没有自己的意识，满脑子只知道“吃”。而封闭的小屋作为抵抗丧尸的堡垒，构造了一个令人感到压抑和窒息的隔离环境——这些后来也成为僵尸片的基本元素。

 

圣保罗州安汉比莫隆比大学学者Lúcio Reis Filho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就从罗梅罗开始，探讨了僵尸片与瘟疫景观之间的关系。和很多研究者一样，Filho同样认为恐怖片中的僵尸往往代表着一种对不确定威胁的焦虑。而和许多人认知不同的是，僵尸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往往并不是因为僵尸身上携带的那些病毒。

 

一篇梳理僵尸形象发展史的文章就指出，僵尸的可怕之处在于“非人性”。和僵尸一样，吸血鬼、狼人同样也是恐怖片经常出现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回忆《暮光之城》《吸血鬼日记》等影片，会发现这些角色常常不仅不像僵尸一样面目骇人，甚至完全称得上是“形貌昳丽”。所以作者评述道，“对于变成僵尸的那些人来说，最沮丧的事并非感染病毒，而是彻底丢失人的面貌。”这篇文章还谈到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电影中的吸血鬼、狼人往往能够在人类当中生活，能做到不与人类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僵尸的存在，不仅在视觉上十分恐怖，同时他们往往意识不清醒、四处咬人，传播病毒，会给社会秩序带来极大的混乱，被视为必须清除的麻烦。

 

上图为电影《活死人之夜》（1968）剧照。下图为电影《暮光之城》（2008）剧照。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僵尸能成为人类所面临的那些不确定威胁的完美载体。在《活死人之夜》的结尾，主角黑人本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但他却被防备僵尸的士兵从远处一枪爆头。在Filho看来，这表达了罗梅罗对现实种族纷争的反思——在《活死人之夜》上映的1968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遭到枪杀。而在人类历史上，将种族、民族、性别相异者视为危险他者的行径也数不胜数。

 

许多其他的结构性社会问题同样可能成为这个危险的他者，Filho在研究中提到的同为罗梅罗导演的僵尸片《活死人之地》（The Land of Dead），影片中，同样被僵尸追赶的一群幸存者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群人中间——身处安全而坚固堡垒中的富人和居住在阴沟暗渠中的穷人。“在此处，越来越加剧的社会不公成为了影片影射的那个威胁，它将使我们的社会走向不稳定。”

 

进入21世纪后，这种寄托在僵尸身上的焦虑有了更为明确的现实指向：对发展越来越快的生物科技——或者说人类技术的担忧，也使得僵尸片与瘟疫有了更为直接的联系。如果说拍出僵尸片是为了呈现这种社会心理，那么看僵尸片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答案很有可能是增强我们对疫情的心理应对能力。

 

这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发布在美国期刊"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上，通过对300名调查对象的研究，研究者之一、宾州州立大学心理学名誉教授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称：“我们发现，在疫情之前，看过更多有关僵尸、外星人入侵、世界末日、瘟疫流行类型电影的人，他们对疫情中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的应对越好。这类电影显然是对现实发生的意外的一种心理彩排。”

 

“它类似于一种心理疫苗”，另一名主要研究者、芝加哥大学比较人类学系的博士生科尔坦·斯克里文纳（Coltan Scrivner）在接受CTV新闻采访时表示，当人们习惯于在安全的环境中观看恐怖片，往往就会下意识地认为当恐怖真正降临时是没有那么令人忧虑的。“那些在生活中频繁介入到恐怖情境中的人，在疫情期间感受到比较少的焦虑情绪。除了僵尸片这类恐怖片，恐怖小说可能同样能训练我们应对恐惧，这让我们意识到，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它还是生活的准备。”

 

不过，得知这个结论的人们如果想趁现在开始恶补恐怖片以完成自我训练，恐怕有点迟。研究者们表示，研究结果尚无法证明在疫情中而不是疫情之前观看这类影片可以帮助人们缓解焦虑，这种自我训练的效应更多像是一种铺垫效果，需要在危难到来之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斯克里文纳也称，这个结论很有可能也给想要追剧的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借口”，让他们更疯狂地在奈飞（Netflix）上刷剧。

 

电影《卡桑德拉大桥》（1976）剧照，该片的拍摄手法与内容成为此后灾难片的经典模式。

 

疫情期间在电影院看喜剧不合时宜？喜剧片遭遇的伦理困境

 

恐怖电影在疫情期间受到一些人的关注，但也有另一些人表示了对这类电影的抗拒。毕竟，正像BBC的一篇文章中说的，“恐怖片中的僵尸的确体现了现代人面临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时的恐惧。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常常被更切实的危险包围着。相对这些危险，面对影视中的狼人或吸血鬼真的是更安全且轻而易举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恐怖片给了我们一个安全的空间去探索，安放我们现实中的焦虑——只要影片的主角不是我们自己。

 

《卫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就表示，“很难有人愿意在疫情期间看这些电影，因为我们不想看到自己正在经历的悲惨现实被拍成被人观看的景观”。文章还引述了布兰迪斯大学历史学家托马斯·多赫蒂的观点：“与很多人认为的相反，我认为我们对与疫情有关的恐怖/灾难电影的喜爱将在一段时间内减弱。对于遭受疫情创伤的人来说，看到银幕上戴着面罩和白大褂的人唤起的恐惧，可能远甚于看到恶龙、外星人和僵尸。”

 

一些与疫情相关的特效大片在疫情期间上映，但收到的往往都是吐槽。比较典型的是《变形金刚》系列导演迈克尔·贝监制的电影《鸣鸟》（Songbird）。在电影中，2024年的地球暴发了一种致死率高达50%的COVID23病毒，一切有感染嫌疑的人都将被隔离进一个集中营中。尼克与莎拉相爱于疫情期间，然而莎拉因为接触了感染者而即将被送往集中营，不顾一切的尼克决心穿过危机四伏的街道救出莎拉。这部带有明显“迈克尔·贝”风格的电影被许多媒体吐槽纯粹蹭了疫情的热点，还因为对灾难的奇观化饱受道德上的非议。

 

电影《鸣鸟》（2020）剧照。

 

一些媒体统计的数据也能部分支撑这一类的观点。调查机构UTA的数据组UTA IQ与研究公司Sight X一起针对全美近1100名18至54岁的人群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有51％的受访者在隔离期间观看喜剧电视节目，这一比例超过看恐怖片两倍。这意味着恐怖片的反面——喜剧在疫情期间更受欢迎吗？

 

结论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虽然许多研究都曾证明保持心情的愉快有助于增强疫情期间的免疫力，但灾难中的笑声往往会让人感觉有道德上的瑕疵。在“9·11”事件发生后，就有美国的文艺评论家表示“生活中的笑声，再也不会完全一样了”。喜剧演员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更是在9·11袭击后的第一场节目中说出“请原谅我”这样的台词。而在新冠疫情中，不少媒体人也在评论中讨论，“开玩笑是否依然是一个合乎时宜的行为？”如果再考虑到各国的剧场喜剧已经因为疫情不再上演，似乎笑声越来越在生活中难寻踪迹。

 

不过，也有人认为，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喜剧是人们在疫情期间更为必需的一种精神食粮。《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就列举了一个创作于近期的“互联网喜剧”。这类创作常常十分简易，但在网络上传播甚广。有网友将一个放有松果的小木制餐桌挂在篱笆上，吸引到一只松鼠来到这个餐桌边。“一只松鼠的野餐！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笑得很开心，是那种很放松的笑容！”本文的作者写道。

 

这篇文章认为，这类“隔离喜剧”（Quarantine comedy）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其幽默性几乎完全不依赖叙事，平日里它们甚至看起来有些轻浮、琐碎、无聊——然而这恰恰就是疫情这一非常时期隔离中的人们可能正在经历的日常。这种与人们生活情境的契合度使得隔离喜剧能更好地慰藉人心。此外，作者还写道，灾难中喜剧遭遇的伦理困境常常源自时间——“现在还不能够笑，需要等到悲伤被平复和逐渐淡忘”。然而新冠病毒是“对时间的嘲笑”，没有人知道它的肆虐何时会完全结束，这让“可以欢笑”的时间点变得没有了意义。因此通过轻松的喜剧在当下获得慰藉，获得了伦理上的豁免。

 

疫情隔离期间，关注日常的互联网喜剧更受大众的欢迎。

 

“COVID19”，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

 

然而，这份灾难中的沉重总是随着灾难的逐步平息而消散。虽然人们有可能不喜欢在灾难中把灾难片或是喜剧作为消遣，拒绝在灾难中消费灾难，但《卫报》近日的一篇评论指出，每当灾难过去，这类灾难类型的影片常常会在电影市场上出现一次井喷。这是因为人们对于灾难记忆的安全距离已经被创造出来。如果说迈克尔·贝监制的《鸣鸟》（Songbird）因为对灾难的奇观化在如今遭遇批评，那么到了那时，僵尸片、灾难片这类影片可能会重新获得市场的青睐。

 

近期《卫报》的另一篇文章也展望了后疫情时代电影风格的变化。从电影史的角度来看，历次的全球性灾难都会对电影的风格产生深刻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正是文中列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色电影”（film noir）的兴起。正如詹姆斯·纳雷摩尔在《黑色电影》一书中所写，“黑色电影”这一风格很难被严格地定义，谈起它，我们既可以想到《围歼街头》《低俗小说》，也能想到国内的《白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还能想到《蝙蝠侠：黑暗骑士》。

 

电影《小丑》（2019）剧照。

 

尽管具体的表达形式各异，但这些电影常常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元素，而这些元素集中地表达了时代背景对电影的塑造。

 

比如，黑色电影常常有一位侦探式的主角，他们阴郁、敏感而反叛，在剧中他们探寻着迷雾背后的某种“真相”，试图揭穿现实的虚伪和谎言。电影的结局也常常是悲剧式的：这些落魄的真相探寻者就如一枚投向一滩巨大死水中的小石子，在波澜起伏的故事之后，并未激起什么水花。在灰暗的基调背后，黑色电影也因此彰显出一种存在主义的气质。除此之外，电影色调的潮湿阴森、相伴主角左右危险而充满诱惑的“蛇蝎美女”，都让电影的气氛笼罩在不稳定与威胁之中。

这恰与英国史家基斯·罗威在《恐惧与自由》中描绘的二战之后的社会心态十分吻合：二战不仅摧毁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同样也解构了各种各样的传统价值观念。人们在精神上处于高度自由但又高度迷茫的状态，同时，战争给人们心中带来的不安定感也在黑色电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黑色电影虽然在美国兴盛，然而这个名词的发明却来自法国——彼时也正逢存在主义哲学于法国兴起的时刻。

 

《恐惧与自由》，基斯·罗威著，朱邦芊译，甲骨文｜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版。

 

虽然疫情的沉重感可能在慢慢消散，但它只是沉淀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作者认为，电影不一定会继续直接呈现疫情。相反，疫情可能用僵尸的形象继续出场。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疫情之后，僵尸片可能会出现复兴。索尔福德大学电影研究教授安迪·威利斯（Andy Willis）更表示，新冠之后出现的新僵尸片类型可能会向20世纪50年代回归，“那个时代的恐怖片常常会刻画一个无形的、又似乎无处不在的怪物，这十分契合新冠病毒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

 

疫情给电影风格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灾难片或是恐怖片。“疫情可能让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忽视的事物”，一位电影业数据研究者史蒂芬·弗斯（Stephen Follows）表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发行的电影——它用了90分钟拍摄了人们相互拥抱和闲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忽视的社交，在疫情期间显得弥足珍贵。

 

正如9·11为美国带来了一阵手摇式拍摄电影的风潮，一些风格全新的电影也在疫情中诞生，丰富了之后电影风格的走向。例如，一部名为《夺魂连线》（Host）的恐怖片第一次尝试用疫情期间人们常用的ZOOM软件拍摄，整体拍摄全部在ZOOM上完成，在烂番茄上获得了100%的好评。在影片中，新冠疫情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大幅减少，女主角Haley与几位好友决定每周视频维系感情。在她邀请灵媒加入视频，成功地为大家与灵界接轨后，遭遇了断线，视频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诡异，主角们也逐一感受到恶灵正身处在自己的房间内。导演Rob Savage称，电影的创作灵感来自一次恶作剧。

 

电影《夺魂连线》（Host，2020）剧照。

流行文化网站The Ringer的一篇文章更提及，“COVID19”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由于拍摄空间的限制，许多仅仅起用极少量演职人员、在逼仄空间下拍摄的电影开始出现。一位名叫米特什·帕特尔（Mitesh Patel）的导演表示，他仅用7天就完成了一部电影，而正在创作中的另外一部以疫情为主题的电影《隔离之屋》更是将视角聚焦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一伙电影制片人在屋子中共处，并最终开始自相残杀——这个故事类似于一个当代版的“荒岛求生”，这种思想实验式的电影恰好能够在拍摄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完成。

文章来源：新京报
撰文 | 刘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