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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张同道:纪录片票房有望达5亿,今年热门题材是什么?
日期:2018-02-11 16:30:30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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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同道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纪录片中心主任

 
广电独家: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将对纪录片行业产生哪些影响?

张同道: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纪录片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恰好是纪录片大显身手的时候。纪录片本身就是对时代的一种记录,可以很好地把时代的变迁展示出来。

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节点,假如今年能有几部纪录片,从各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把40年的变化展示出来,我相信一定会非常有意思。除了宏观的、有高度的大片之外,我特别期待能够出现一些具体的、细节化的片子,比如说40年的穿衣打扮有什么变化,40年的餐桌有什么变化,还有40年的歌曲、40年的交通工具等。如果能有这样的片子,我相信一定会非常动人。
 
广电独家:2017年《二十二》《摇摇晃晃的人间》等院线纪录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您认为院线纪录片的前景如何?

张同道:我十分看好。《二十二》的出现意义重大,它的意义远远大于《二十二》本身。我一直在讲纪录电影,过去很多人可能认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二十二》证明了纪录电影是有市场的,证明了我对市场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对纪录电影市场化的准确描述就是《二十二》这样的,只是过去我们没有找到进入市场的准确的方法而已。

纪录片进院线要具备两点:一是话题性,没有话题性,纪录电影很难去跟故事片在影院去搏斗,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去搞营销,没有大明星、大制作,这些就注定了先天的劣势——但是话题性,而且是真实的话题而不是虚构的话题,是纪录片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二是一定程度的影像奇观,这个奇观并不是像太空漫游、E.T这样的东西,但是它是某一个类型的影像奇观,比如《二十二》的慰安妇,她们的影像就是这一类型群体最后的影像记录,也构成了一种奇观。这是纪录电影要进院线需要具备的要素,剩下的就是方法论,也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观众走进电影院。

我再作一些乐观的估计,《二十二》的成功预示以后每年有3~5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都是正常的,《二十二》的票房是1.7亿元,我认为纪录电影在中国冲到3~5亿元票房也丝毫不用惊奇,这些都在合理的区间之内。
 
广电独家:未来纪录片能否像电视剧一样,以一个好价钱卖给电视台、网站?

张同道:不要把纪录片想象成将来和综艺节目、电视剧一样的火爆程度,纪录片承担了很多公共文化属性,就很像博物馆、图书馆这样的一种功能。就整个媒介形式来讲,纪录片的市场属性确实要弱一点,所以不可能卖出电视剧、综艺节目一样的高价格。不仅中国不可能,美国也不可能,法国也不可能。《舌尖上的中国》只是个案。

再往后,纪录片发展可能要细分:哪些是具有商业可能的商业纪录片,哪些是宣教型的、主要负责国家重大宣传使命的,还有一种就是承担公共使命的、具有国民教育功能的,而这样的片子不能只用商业价值去要求它。

美国的商业纪录片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像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A&E,但是必须看到,它的商业成功是建立在对全球市场的垄断上。如果用一个国际标准制作,而市场却仅限于本土,盈利是比较困难的。

这和当下中国的电视格局有关系。这也是纪录片无法在中国盈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主流媒体的收看都是免费的。

在我们的主要频道,纪录片都是免费播出的,只靠广告来盈利,而不是靠播出来盈利。电视投入这么大,但是只靠广告回收,收视率就成了唯一的指标,只有少数商业节目,比如新闻、电视剧、大综艺在商业竞争中容易获得广告资源。纪录片仅仅靠广告收益是不行的,因为它的爆发力达不到。

英国BBC、日本AJK等都是作为公共频道成立的,它不靠广告,它的高品质是建立在收视费的基础上。美国的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能赚钱,那是因为它们在全球160~200个国家的传播,在全球市场上实现盈利,就像好莱坞,全球只有一个。
 
广电独家:近两年纪录片创作题材上有何变化?2018年,您认为热门的纪录片题材将有哪些?

张同道:从整体上讲,这两年纪录片的丰富性有很大的提升。首先,现实题材现在比较多,尤其是所谓的小人物、草根这样的纪录片,目前数量比较大;第二,文化性选题异乎寻常的多,特别是非遗,几乎成为当下纪录片的一个亚类型;另外就是关于历史的纪录片数量特别巨大,这和中国漫长的历史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一些反映新人类的片子,过去非常少,现在不能说多,但是开始有了。

今年的热门题材现在还很难像巫师一样地去占卜,但是我觉得有几个基本点可能会存在。

首先,改革开放40周年会是一个热点,而且这个本身就是纪录片应该能做好的地方。但是现在我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部、多少新鲜的视角,我很担心最后都做成一个视角,那就浪费了这个伟大的题材。

第二,文化热还会持续。据我所知,一批针对传统文化的纪录片已经上马,有的已经开拍了,都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这个和政府倡导传统文化有关系。此外,现实主义题材相对比较分散,很难去概括,去年医疗的片子做了很多,例如《人间世》《生门》都是很有力量的作品,今年现实题材还会有新的热点。
 
广电独家:您觉得国产纪录片走出去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未来纪录片走出去有哪些空间?

张同道:全球文化格局中,文化传播和娱乐传播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美国占有产业链的顶端,像喜马拉雅山,长期形成的这样一个文化位置和全球化的商业模式,导致我们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和它对抗。我们拥有的是本土市场,好莱坞拥有的却是全球市场。

我们不能简单地责备中国制作人拍得不好。影视作品的传播首先是一个价值观传播,不能简单地用物质商品看待影视的输出,这和价值观、全球地位、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

如果有一天中国成为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中国人的社会成为世界人民模仿的对象,将来有可能出现取代好莱坞的一种娱乐业,也可能会出现传播到全球200个国家的纪录片。制作成本只有一次,在200个国家传播、回收,想不盈利都难。我们做一回只能卖一个地儿,它们做一回能卖200次,这是创意文化的特征。

现在我国纪录片的传播力比过去大大提升,这是一个事实。但还要看到,我们的传播还是个别的、偶然的事件,而美国的传播是制度化的、体系化的、日常化的。我们一年只有几个,而且也是通过合作拍摄借助它们的平台传播出去的。

我们自己生产的片子,传播最好的无非《故宫》《舌尖上的中国》《颐和园》等有限的片子,走上西方主流平台传播的作品数量有限,多数都在华语文化圈或者儒家文化圈。

文化的差异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包括《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作品,在美国主流平台播出的可能性都非常之小。因为饮食背后是文化,有一些美食华人看见了馋涎欲滴,但是白人根本就不吃那些东西,他们对腊肉、菜籽油、泡菜这些没感觉的。试想,在中国搞一个沙拉的纪录片,拍得再怎么好,又有几个人会对沙拉馋涎欲滴呢?披萨做得再好,又能唤起多少中国人对披萨的美好回忆?

真正不受意识形态限制的纪录片中的硬通货,第一个就要数动物片。如果我们能把动物拍好,是有可能不受文化限制就打出去的。但是我们的自然纪录片的整体制作水平,我有两个基本判断:最近三年,水平上升得非常之快,提升速度空前高;但是,我们跟国际的差距并没有缩小。比如说我们和BBC的纪录片,和法国以雅克·贝汉为代表的自然纪录片相比,差距还是十分遥远。
 
广电独家:去年有很多年轻人视角或者年轻纪录片人的作品引起关注,例如《零零后》等,对纪录片创作来说有什么意义?

张同道:从我的视点来判断,我认为纪录片的第一使命在于记录当下的社会,也就是正在进行时的社会变迁,这些不记录下来,将来想做历史片都没有影像资料。拍历史片、文化片都很好,但是我觉得首要的是要把正在变化的社会记录下来,尽可能丰富地记录中国当下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各种生活状态,尤其是新人的成长和新一代的变化,当然也包括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时尚等,我觉得应该有足够分量的作品去表达他们。
 
广电独家:“二更”等纪实短视频的盛行,对传统纪录片创作有什么影响?

张同道:“二更”的出现是非常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事情,纪录片的商业价值以短视频的方式得以凸显,或者叫纪实影像也是可以的。总体这是一个好事情,让大众能够接受纪实影像,了解到纪实影像的价值。
 
广电独家:近年来,纪录片拍摄手法和技术层面有何新现象?

张同道:技术手段上,主要体现在摄影技术的进步。机器小型化、航拍的普遍使用、特技技术的普遍使用,让在过去要花很大的价钱才能做到的事,现在很容易就能做到了,这使纪录片的美学效果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广电独家:您觉得纪录片产业链有哪些待完善的环节?

张同道:从产业的角度,核心在于市场动力还嫌不足。电视台层面,像央视纪录频道整体比较成功,上海云集将来是一个成功的代表,但这些案例都还比较孤独。

整体而言,仅仅靠做纪录片,很难成为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一部纪录片的市场价值,目前依然无法通过播出、版权交易这种方式来实现,而大多数制作公司也没有运营平台、播出平台。所以,在市场化程度上,其实大多数制作公司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市场水平。
 
广电独家:您对今年的纪录片行业有哪些期待?

张同道:我特别希望看到大量像《二十二》这样的纪录电影,和像《舌尖上的中国》这种可以运营的IP。但这两个可能相对特殊一点、极端一点。一个好的作品,怎么能够通过市场的运营,既获得传播的成功,又获得经济上的回报,是一个待解决的命题。如果一个行业没有充分的市场发展,把纪录片仅仅归结于良知和情怀,这是危险的。


文 | “广电独家”   记者 冷成琳